为了限制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，唐代设置了除名制，但效果很鸡肋

为了限制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，唐代设置了除名制，但效果很鸡肋

引言：在封建社会，有“刑不上大夫”的说法，拥有官爵的人犯罪后往往会得到减刑甚至赦免。唐朝时期，为了限制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，引入了除名制。“诸除名者，官爵悉除，课役从本色”，也就是说被除名的官员，会失去原来的官职和爵位，然后像普通百姓一样输课役和服徭役。在讲求读书致仕的时代，这种惩罚无疑拥有一定的威慑力。

唐代除名制是对“八议”特权制度的重要补充，常作为附加刑使用

在贵族官僚所享有的司法特权中，“八议”制度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。“八议”制度的历史由来已久，在西周时期就有所谓的“八辟”。魏明帝时，将“八议”制度正式纳入《新律》。对于“八议”制度，《唐律》中有明确的记载：

八议： 一曰议亲，二曰议故，三曰议贤，四曰议能，五曰议功，六曰议贵，七曰议勤，八曰议宾。

这八议均有特定的对象，议亲针对于皇亲国戚，议故针对于皇帝故旧，议贤针对于贤臣，议能针对于能臣，议功针对于有功勋者，议贵针对于高官显爵，议勤针对于有特殊付出者，议宾针对于先朝后裔。拥有“八议”特权的贵族官僚在犯小罪时，通过上交赎金或者降低品级就可以抵罪。如果他们犯了重罪，司法机关必须上报给皇上，由皇帝召集公卿进行评议。经过集体的评议后，犯罪的贵族官僚往往会得到减刑甚至被赦免处罚。

最初的“八议”制度几乎没有限制，贵族官僚犯下任何严重的罪行都会得到皇帝的赦免。东晋成帝时，庐陵太守羊聃经常滥用刑法，一次他怀疑郡人简良等聚众为贼，便将与简良有瓜葛的二百余人杀掉。司法部门将羊聃滥杀无辜的罪行上奏给皇帝，希望判处他死刑，但由于皇后是羊聃的祖姑母，属于“八议”的范畴，因此竟被免于处死。这种行为使得贵族官僚愈加骄纵，以至于“骄蹇不法”。

隋唐时期，为了限制贵族官僚的“八议”特权制度，引入了除名制。《唐律疏议》中规定：“诸犯十恶、故杀人、反逆缘坐，狱成者，虽会赦，犹除名”，犯下上述严重罪行的贵族官僚，不能通过“八议”制度减刑，即使遇到皇帝大赦免于刑事处罚，也会被除名。由此，除名制成为“八议”制度的重要补充，它使得贵族官僚犯下严重罪行后也会受到法律的严惩。

唐代时，主刑有五种，分别为笞刑、杖刑、徒刑、流刑、死刑，而除名往往作为这些主刑的附加刑使用。贞观年间，凉州都督李袭誉滥用私刑杖杀了番禾丞刘武，本来应该被处以死罪，但由于他属于“八议”制度中的有功勋者，因此被处以流刑并除名。此处，对于李袭誉的判罚就是流刑搭配除名使用。

《唐律疏议》

唐朝设立除民制的最终目的是巩固皇权统治、整饬吏治以及惩治军事犯罪

唐朝施行除名制后，即使享有“八议”特权制度官爵也可能被贬为平民。这当然有助于司法的公主，但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巩固皇权、整饬吏治以及惩治军事犯罪。

1.施行除名制为了巩固皇权统治

在封建社会皇权至上，对于威胁到皇权统治的犯罪行为，唐朝的统治者常常施加除名制来解决。

罗艺反，京师震骇，诏师立检校右武候大将军，勒兵备非常。艺平，有司劾党与，师立坐与善，除名。寻以藩邸旧，检校岐州都督。--《新唐书》

贞观元年初，罗艺率军反唐，长安震动，唐高祖任命刘师立为右武侯大将军，操练军队以防万一。罗艺之乱被平定后，有官员弹劾刘师立是罗艺的党羽，刘师立因曾经与罗艺是好友被除名。不久，又因为刘师立是秦王的故旧，重新任命他为检校岐州都督。刘师立虽然是罗艺的故交，但并不能因此说明他参与谋反，唐高祖之所以要对他除名，出发点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。

唐高祖

2.施行除名制为了整饬吏治

唐朝是我国极为强盛的一个朝代，这与其重视吏治有关。《唐律》是一部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法律，其中近一半的内容与限制官吏犯罪有关。《唐律》中对除名制的适用范围也做了详细规定，贵族官僚不仅会因为职务犯罪被除名，做出有违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也会被除名。

辛丑，驸马都尉于季友居嫡母丧，与进士刘师服欢宴夜饮。季友削官爵，苔四十， 忠州安置；师服笞四十，配流连州；于頔不能训子，削阶。--《旧唐书》

四月十二日，驸马都尉于季友在母亲去世后的居丧期间，与进士刘师服饮酒作乐。最终于季友被判笞四十，削去官爵，安置在忠州。刘师服被判笞四十，流放至连州。于季友的父亲于頔也因为没有管教好儿子，被贬降官阶。“学而优则仕”，一个官吏如果被夺去官爵，相当于政治生命已经终结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极其严厉的处罚手段。唐朝的统治者借助除名制整饬吏治，一方面可以提升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，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富于希望的重要标志。

3.施行除名制可以惩治军事犯罪

在古代，经常发生战乱，和平的年代反而很少。唐朝的统治者们为了惩治军事犯罪，对犯罪的将领常常会除名。

仁贵遂率先行，至河口遇贼为了限制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，唐代设置了除名制，但效果很鸡肋，击破之，斩获略尽，收其牛羊万余头，回至乌海城，以待后援。待封遂不从仁贵之命，领辎重继进。比至乌海，吐蕃二十余万悉众来救，邀击，待封败走趋山，军粮及辎重并为贼所掠。仁贵遂退军屯于大非川。吐蕃又益众四十余万来拒战，官军大败，仁贵遂与吐蕃大将论钦陵约和。仁贵叹曰：“今年岁在康午，军行逆岁，邓艾所以死于蜀，吾知所以败也。”仁贵坐除名。--《旧唐书》

咸亨元年，唐朝为了打击吐蕃和吐谷浑，以薛仁贵为主帅、阿史那道真和郭待封为副将，出动五万大军护送吐谷浑王回青海。薛仁贵率军先行，到河口时遭遇吐蕃军，大胜之，斩获颇丰，收货牛羊万余头，薛仁贵率军回到乌海城，等待后援。郭待封是名将郭孝恪之子，素来不服薛仁贵，他违抗薛仁贵的命令，领着粮草辎重缓缓前行。等到郭待封到达乌海时，恰逢吐蕃二十余万大军来收复乌海，郭待封的军队被其所败，粮草辎重尽丢。薛仁贵只好率军退守于大非川，吐蕃又派遣四十余万大军进攻薛仁贵的军队，薛军大败，薛仁贵只好与吐蕃大将钦陵约和。此战后，薛仁贵被除名。

薛仁贵剧照

唐朝除名制受到法律缺陷和内外时局的影响，实际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

唐朝设立除名制，想以此来限制贵族官僚的特权，加强皇权统治、整饬吏治、惩治军事犯罪，但实际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。

1.法律的缺陷导致除名制执行效果不理想

《唐律》作为封建社会影响深远的一部法律，已经相当完备，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。

（1）《唐律》没有限制皇帝的权力，这为皇帝滥用除名制埋下祸根。

诸除名者、爵悉除，课役从本色，六载之后听叙，依出身法。犯除名人年满之后，叙法依选举令：‘三品以上，奏闻听敕。正四品，于从七品下叙；从四品，于正八品上叙；正五品，于正八品下叙；从五品，于从八品上叙；六品、七品，并于从九品上叙；八品、九品，并于从九品下叙。若有出身品高于此法者，听从高。--《唐律疏议》

《唐律疏议》中规定被除名的人，满六年后才能重新叙官，新的官阶一定要比被除名前低若干个档次，比如从四品的官员被除名后，要从正八品上开始叙用。但是皇帝经常不按照这个规定来叙用官员。武德元年，刘文静因为吃了败仗被除名。第二年，因为刘文静跟随秦王李世民讨伐薛举有功，唐高祖不仅恢复了他的爵邑，还任命他为民部尚书。

整个唐朝时期，皇帝不按除名制叙用官吏的情况屡见不鲜，归根结底是因为《唐律》没有对皇帝的权力做出限制。

（2）《唐律》中存在对罪名解释含糊不清的现象

《唐律》中规定：““诸犯十恶、故杀人、反逆缘坐，狱成者，虽会赦，犹除名”，但对于这些罪名的解释存在含糊不清的现象。比如对于十恶之中的“大不敬”罪名，唐律是这么规定的：

六曰大不敬。谓盗大祀神御之物、乘舆服御物；盗及伪造御宝；合和御药，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；若造御膳，误犯食禁；御幸舟船，误不牢固；指斥乘舆，情理切害及对捍制使，而无人臣之礼。疏仪曰：“礼者，敬之本；敬者，礼之舆。故礼运云：‘礼者君之柄唐太宗认为百姓为盗的原因是什么，所以别嫌明微，考制度，别仁义。’责其所犯既大，皆无肃敬之心，故曰大不敬。”

《唐律》罗列了六种“大不敬”的情形，分别为：①盗大祀神御之物、乘舆服御物；②盗及伪造御宝；③合和御药，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；④若造御膳，误犯食禁；⑤御幸舟船，误不牢固；⑥指斥乘舆，情理切害及对捍制使，而无人臣之礼。但根据疏仪对“大不敬”罪名的解释来看，远不止这六种情形，这使得统治者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会拿捏不清。

权善才，高宗朝为将军，中郎将范怀义宿卫昭陵，有飞骑犯法，善才绳之。飞骑因番请见，先涕泣不自胜，言善才等伐陵柏，大不敬。高宗悲泣不自胜，命杀之。大理丞狄仁杰断善才罪止免官。--《大唐新语》

权善才为高宗朝的将军，中郎将范怀义宿卫昭陵时有一个飞骑犯了法，权善才依法将其查办。这名飞骑多次求见高宗，说权善才等人擅自砍伐昭陵附近的柏树，是“大不敬”的罪名。高宗悲泣不自胜，命令杀掉权善才。大理丞狄仁杰认为权善才并没有犯下“大不敬”的罪名，因此只将其除名。

从法律条文来说，擅自砍伐昭陵附近的柏树并没有包含在六种“大不敬”的情形中；从情理来说为了限制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，唐代设置了除名制，但效果很鸡肋，不管是皇帝还是平头百姓，自己家祖坟上的树木被砍，都是一种耻辱，这也是高宗想要法外杀权善才的原因。高宗与狄仁杰对权善才案的分歧，反映出《唐律》中存在对罪名解释不清的现象。这种现象导致除名极易被滥用，甚至出现了“受贼五品者流，六品一下俱除名”的现象。

昭陵

2.时局的变化导致除名制执行效果不理想

唐朝的盛衰以“安史之乱”为界，时局的变化也导致除名制的执行效果不理想。唐初的几位皇帝励精图治唐太宗认为百姓为盗的原因是什么，对于犯罪的贵族官僚基本都能给予严惩，体现在数字上就是唐太宗时期除名23人，唐高宗时期除名29人。到唐中宗，为了清洗武则天执政时的酷吏，除名31人。唐玄宗在前期尚能勤勉于政事，到了后期就开始纵情声色，因此仅除名13人。此后，被皇帝除名的贵族官僚越来越少，人数多在个位数。

唐代被除名人数统计

（1）安史之乱后，藩镇崛起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失衡

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前，唐朝已经出现了由盛转衰的迹象。军事方面，唐朝由府兵制转向募兵制，节度使可以自行征收税赋来扩充军队，这给了他们割据作乱的机会。安史之乱爆发后，皇帝竟然要仰仗地方军阀的力量去平叛。因此，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，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然失衡。

中央不仅不能控制地方的军事、财政，连官吏的任命也落入节度使的手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自然也很难对藩镇的官吏施行除名制。

（2）安史之乱后唐太宗认为百姓为盗的原因是什么，宦官专权，朋党之争不断，皇权开始旁落

唐朝初期，政治大权掌握在宰相手中。但从安史之乱爆发后，宦官逐渐成为中央大权的掌握者。这是因为自肃宗以后的皇帝，除德宗外，无不是宦官所拥立。宦官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宰相，他们作为皇帝的亲信，还掌握着中央禁军。而在外廷，士大夫们也不是铁板一块。整个唐朝时期，发生过数次朋党之争，最著名的就是“牛李党争”，两党的主要分歧在对藩镇和外族的策略上，牛党主张对外和平，李党主张对外用武。

宦官专权以及朋党之争，使得皇权旁落，皇帝对官员的约束能力减弱，被除名的贵族官僚自然减少。

结后语

唐朝时期设立除名制，是对“八议”特权制的重要补充，它使得犯下恶行的贵族官僚也能受到法律的严惩。在古代社会，十分看重一个人的出身，“除名为民”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处罚。统治者也想借助除名制实现巩固皇权、整饬吏治、提示将领作战能力的目的。但事与愿违，受到内外时局变化以及统治者肆意施法的双重影响，除名制真正起到的作用非常鸡肋。